东京奥运会网球项目的赛场上有四名国内的裁判参加了工作，大家对他们应该都不陌生：张娟（主裁）、王玉瑾（司线）、黄珊（司线）、王欣亮（tournamentcontrol）。在这特殊的情况下出国参加裁判工作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几位同志在东京经历了啥？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东京奥运会技术官员选拔工作是从年开始的，1月份时间各地的注册裁判先在国际网联的网站上报名，经本国或地区的网协推荐和批准后，由国际网联确定最后的名单。东京奥运会本来选拔了人（不包括裁判长团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只有人来到了东京。
国家体育总局、网管中心等单位为了这些技术官员能顺利出发平安归来，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发放大量的防疫用品（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和消毒纸巾等）外，还让技术官员乘坐代表团的包机，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按照之前国际网联的要求，咱们这几位同志得先自行选择想乘搭的航班，然后由国际网联来订票出票。疫情原因，他们之前选好的航班全都被取消了，只能先从国内转机到国外再飞往东京，大大增加了感染的危险。若不是总局包机，几位同志都要取消这次工作行程了。其他国家的裁判还是按照最初的要求自己安排行程，经历了各种“囧途”。“所以我们在东京更加注意防护，保护好自己，不给国家添堵。”黄珊说道。
落地成田机场后按要求同志们先做核酸检测，等阴性结果出来后由大巴送到酒店、在房间进行隔离。第二天安排大家去服装中心领工作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服装中心，根据东京奥组委的防疫政策，那些在14天内去过阿富汗、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埃及、马来西亚、英国、印度以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人不可以去那些公共区域，他们的服装只能在第三天去赛场开会时领取。
第一次坐班车去赛场的时候几位同志慌了，大巴没有控制人数，每辆车都是满员运输，好在他们戴着口罩和防护面罩，在那些欧美人奇怪眼神的注视下，淡定的站在角落里。开赛第三天班车终于开始限制人数，每辆车只能坐25人且不能挨着坐，这样解决了防控距离的问题，但是又带来新的麻烦：组委会没有准备足够数量的班车。所以每天工作结束后他们还得在赛场等两个小时的班车返回酒店。
每天到达赛场后的第一件事是测核酸，这个过程是“全自助”的。在指定区域把口水吐在一个试管里，拧好盖贴上条码，在专用的手机里录入自己的证件号和条形编码，然后把试管放回收集箱就完成了核酸检测。每天的检测都不告知结果，如果出现阳性病例，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把病人带走，但是并不会通知其他人。
每天的餐食都在赛场解决，休息室里备有自助餐，品种不太多，但品质还不错。为了减小风险，咱们的几位同志基本都是打好饭去室外空旷的地方吃，尽量避开其他人员。
同志们每天比赛结束回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头洗澡洗全套衣服，在赛场隔几分钟就要洗一次手，养成了“洁癖”。
唾液的检测结果国内是不认可的，所以他们全部工作结束后还需要去大使馆指定的地点做鼻咽测试和血清抗体测试，结果合格后才能申请国际健康码回国。
这几位的工作情况和感受，见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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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兵）